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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哪里?
2017-12-05 00:00:00  来源:摘自《光明日报》微信公众号

中华文化历史悠久,内涵丰富。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数量众多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,一定非汉字莫属。这不仅因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,更因为汉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从她产生的那一刻起,汉字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,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,共同谱写了不朽篇章。
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国度。早在西周时期,汉字就作为“六艺”之一,列为宫廷初级教育的必修科目。秦始皇统一中国,将“书同文”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之一。东汉时期,许慎更是在《说文解字·序》中提出了“盖文字者,经艺之本,王政之始,前人所以垂后,后人所以识古”的论断。汉代还将能否掌握并规范书写足够数量的汉字,作为选官取仕的重要标准。三国时期的魏石经,大唐盛世的开成石经,也都体现了古人对汉字的尊崇。

可以说,在中国历史上,大凡盛世,无不将文字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。即使在民间,也早已形成“敬惜字纸”的习俗。汉字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,是她得以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与所记录汉语的高度适切性

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评价说:“中国不废除自己特殊的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,并非出于任何愚蠢和顽固的保守性。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,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。”

首先,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,特别先秦两汉更是如此。汉字一字一个音节的特点,正与汉语词汇的这种特点相适应,从而形成了字词之间清晰的对应关系。虽然汉语词汇后来逐渐走上了复音化道路,但这种字词对应关系仍是整个汉语词汇系统的根基。

其次,我国幅员辽阔,人口众多,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就极为复杂。早在《论语》中就已出现“雅言”一词,指的就是当时的“普通话”。孟子曾嘲笑楚国的许行说话像伯劳鸟叫,还发过“若使其子之齐语也,则使齐人傅诸?使楚人傅诸?”的议论。如此严重的方言分歧,如采用直接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,必将导致不同方言区文字的分裂,并最终导致文化的分裂。而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,字形并不具备精确的表音功能,这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,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。文字的统一,有利于维护文化的统一,进而维护国家的统一。

与中华文化的融通性

汉字的表意特点,使她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相互融通,神合意随。特别是早期汉字,直观形象,生动多姿,与以写意为特点的中国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书画同源的事实,决定了早期汉字的写意特征。如甲骨文的“象”字,长着长鼻子和健壮身躯,惟妙惟肖,充满灵动之美。

汉字优美的写意性形体,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书法艺术。从甲骨文到楷书,每一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,构成了汉字历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正因为拥有与中华文化元素高度切合的特点,汉字才能有机地融入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,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之间建立起密切的依存关系。

自身系统的不断调适和完善

一种文字能否长期充当全民的交际工具,关键在于这种文字能否有效满足社会和语言发展的需求。语言中词汇越来越丰富,这就要求文字一定要具有能产机制,文字的字符数量能随之增加;社会发展中需要记录的事务日渐繁多,这就要求文字越来越方便书写,以有效提高记事速度。汉字发展的总体方向,恰恰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重要需求。

较早产生的汉字多为象形字,个性化很强,数量也相当有限。尽管人们后来摸索出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组合造字的会意方法,也仍然无法满足语言日渐丰富的需求。如果解决不了能产性的问题,汉字很可能像其他几大古文字一样,转而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。

但充满智慧的中国先民们,在早期朴素辩证哲学的启发下,运用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思想理念,将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转化为二元化的形声机制,产生了由形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。这种音义结合的构形方式,因其很大的优越性、区别性、能产性和系统性被广泛应用,也使汉字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。

在书写方面,汉字由早期的整体象形性,到小篆的完全线条化,再到隶楷的彻底笔画化,一直朝着方便书写的方向进行系统性调整,有效满足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。

特别是计算机问世以来,汉字又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,很好地解决了电脑输入和呈现的问题,粉碎了“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”的预言。

汉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,几千年来一直支撑着中华文化的发展,如同运载火箭一样,助推中华文化飞跃一个又一个新高度。而且,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,使得其形体内部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。一个个字符,如同中华文化的活化石,传递着来自古代社会的音讯,描绘着中华文化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。

例如,“男”字在甲骨文中就是由“田”和“力”两部分构成的,而“力”的甲骨文字形作,像一种最原始的耕地农具之形。这说明,在造“男”字的时候,中国已进入农业社会。而同样是象形文字的古埃及的“男”字写作,像一个男子单膝跪地引弓射箭之形,说明当时的埃及仍处在田猎时代。汉字和古埃及文字各自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,因而也就必然打上各自民族文化的烙印。

再如,和谐的“和”,也就是后来的“龢”字:左边是用竹管编制的笙一类的乐器,右边是禾苗的禾。禾苗需得阴阳六气之正,才能顺利生长,体现了自然的和谐;乐器最重要的是音声相和,是宫商角徵羽的绝佳配合,这是人文的和谐。一个“龢”字,透露出古人综合全面的和谐观,是社会和谐和自然和谐的完美结合。

这些汉字构形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,比最早的文献中所记述的还要早得多,是我们所能探知的古人思想观念的最早期状态。汉字构形的这种文化考古功能,更加深了汉字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密切程度。

汉字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,不仅给汉民族带来了文化繁荣,也在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,有20多个民族或者直接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,或者仿照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。如壮文、白文、苗文等就是完全根据汉字的偏旁部件和造字结构来创制文字的。

汉字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。在几千年发展中,汉字陆续远播于周边国家,对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新加坡等国家的文字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,并逐渐形成了覆盖东亚、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“汉字文化圈”。

在当代,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提升和中华文化的快速传播,汉字正以其非凡的活力,健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

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微信公众号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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